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刘佳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导读】跨大西洋关系正在深度调整，美国威胁对欧洲汽车加征关税，同时决定减少在德国的驻军，欧洲方面则认为美国这一盟友已“不可靠”，正在积极应对且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过去铁板一块的“西方”内部正在分裂。另一方面，在特朗普访华前夕，五月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塔吉克斯坦、文莱等国先后访华，似乎正呈现出一种“西边不亮东边亮”的景象。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明晰，当我们今天谈论“西方”时，究竟在谈论什么？在特朗普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的激烈交锋下，“西方”这一曾经主导二战后全球秩序的核心概念，为何在今天显得如此脆弱且面目模糊？
本文首先打破了将“西方”视为中性地理概念的错觉，指出其本质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不断“自然化”的文明范畴与权力建构。通过追溯，文章揭示了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是美国将其自身经验“去历史化”并转化为普遍规则的结果，其运作高度依赖军事、经济与理念的三重支柱。随后，文章深入剖析了“西方”身份认同的双重对象化逻辑：即通过在冷战中持续构建苏联等异质性的“他者”来维持内部团结，并在后冷战时期用“历史终结论”的叙事固化自身的普遍正当性。然而，当这种权力运作方式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中遭遇反噬，引发西方内部严重的社会撕裂与分配失衡时，“西方”作为一种整合性叙事便开始坍塌。文章最后落脚于特朗普主义等右翼民粹力量的兴起，指出这正是对战后精英化、去民主化权力结构的反叛，标志着西方内部正在加速分裂为两种互不兼容的政治想象。
本文认为，当代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从来不是一个稳定的文明实体，而是一种通过压缩内部差异、对象化外部世界来提供合法性框架的权力概念。在当前多重危机的冲击下，这一概念不仅无法回应全球挑战，反而成为了问题本身，“何谓西方”的智识吸引力与规范性权威已然失效。面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解体，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回归任何本质化的文明想象，也不在于纠结谁是“真正的西方”，而在于彻底超越这一概念框架，转向一种能够正视差异、承认不平等的开放性秩序想象。只有看透“西方”概念背后的权力运作及其最终的失效，我们才能在既有范式之外，重新把握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真实脉络。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西方”的消逝
——一个权力概念在今天的失效
▍当“何谓西方”成为问题
今天，世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一直主导世界事务的西方世界内部陷入了日益加深的分裂之中，人们传统所认知的“西方”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从2026年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和卡尼的“对话”可见一斑。传统意义上，达沃斯论坛是一个会聚了跨国企业领袖、金融资本代表和政治精英的场合，其倡导的全球化模式以资本自由化、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为核心。尽管达沃斯的议题被广泛批评为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与社会不公，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1]然而，此次达沃斯论坛却折射出西方世界存在的深刻分裂。
在本次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于第二任期届满一年之际，向世界明确宣告：美国的地位依然稳固，始终是世界秩序的稳定力量与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特朗普说道：“美国是全球经济的引擎。美国繁荣，世界就繁荣——历史一直都是这样。一旦美国走下坡路，全世界也会跟着下滑……全球经济都随着我们国家的起伏而起伏。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高度，我觉得前所未有。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我以为起码要一年，可能一年零一个月吧，结果转瞬就实现了。”[2]特朗普对美国自身地位的高度自信，恰恰与他对西方内部现状的担忧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欧洲已经背离西方世界文化传统，变得面目全非，导致了西方内部团结受损。
与之相对，长期被视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却石破天惊地宣告了战后世界秩序的终结，以及由大国绝对主导的地缘政治时代的到来。卡尼指出：“我们早就知道，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故事并非全然真实，强者会在自身利益需要时凌驾于规则之上，贸易规则的执行也并非完全对称。我们也知道，国际法的适用力度会因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而有所不同。这种虚构的故事曾经很有用，尤其是美国的霸权，它有助于提供公共产品，例如畅通的海上航道、稳定的金融体系、集体安全以及对争端解决框架的支持……如今，这种妥协已经行不通了。坦白地说，我们正处于断裂之中，而非转型之中。”[3]在卡尼看来，这场断裂的根源，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国不仅抛弃了维系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更彻底放弃了其行为应受原则约束的伪装。
由于对当前国际格局的判断存在根本分歧，特朗普与卡尼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组织方式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特朗普诉诸实力，认为欧洲国家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摆脱过去十年里它们所创造的削弱自身实力的文化。[4]卡尼则坚持理性规则与制度整合。他指出：“为了帮助解决全球性问题，我们正在推行‘可变几何’策略，也就是说，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针对不同的问题组建不同的联盟。”然而，卡尼也十分清楚，中等强国究竟如何完成这项拯救西方的任务仍完全不明朗，更不清楚在美式秩序留下的废墟之上，是否真能诞生一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5]
尽管双方互相指责，但都承认了一个事实：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衰落。在事实层面，我们可以采用各种数据和模型来分析世界秩序是否处于衰落状态，但无论如何计算和分析，得到的结论恐怕都是大同小异。更重要的是，应该意识到双方的根本分歧，实际上在于所谓“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应当以何种方式存在。特朗普强调的是一种回归民族国家主权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西方，而卡尼代表着一群捍卫规则、开放合作的自由国际主义的西方。这种分裂本身，恰恰加速了世界秩序的衰落。
对于我们而言，厘清“西方”这一概念的内涵尤为关键。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架构，正是“西方”基于自身发展范式所主导构建的。这一范式不仅在西方内部根深蒂固、备受认同，在全球范围内也被广泛接受，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存在。在此语境下，对相关思想谱系进行梳理，并非仅仅为了解构现有范式，而是为了避免流于表层的批判。借助历史视角，审视诸多哲学观念与社会信念在普遍叙事中的起源，旨在揭示历史中多元乃至彼此矛盾的线索，从而展现权力在形塑“真理”过程中留下的痕迹。[6]理解“何谓西方”，实质上是对既定“真理”体系的一次解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根本性的课题：打破现有国际秩序下研究西方的范式，追溯其形成条件，审视其变迁与演进的内在逻辑。为此，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外在视角”，在西方自身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之中重新对照与审视“西方”。这一视角不仅有助于解释西方的过去与现在，更能揭示其在二战以来所经历的相对衰落，进而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身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应当指出的是，“何谓西方”是一个宏大命题，本文无法穷尽，本文仅聚焦于一个特定维度：二战以来的西方，如何通过对“自我”的塑造与对“他者”的竞争，在不断对象化的双重过程中完成对自身的界定。
▍西方主导下世界秩序的生成
“西方”并非一个单纯的地理指称，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不断自然化的文明范畴。这种看似中性的空间概念本身仍隐含着文化层面的权力建构。对西方知识传统的研究表明，关于“文明起源”的叙事并不是对历史事实的被动描述，而是一套通过语言、种族与宗教差异来组织世界秩序的分类机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明”逐渐被转化为可比较、可排序的等级体系。[7]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学术界对印欧语系、闪米特语系等语言谱系的科学研究，往往与种族主义想象和神学思维暗中结合，形成了一套看似客观实则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叙事。[8]从19世纪开始，比较语言学与圣经诠释学交织，催生了“雅利安神话”。西方学者将语言差异转化为种族本质差异，进而建构出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塑造了欧洲的学术话语，更成为后来殖民主义与纳粹意识形态的理论温床。[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经典论述，可以为理解“西方”这一概念的叙事功能提供进一步的框架。安德森指出，“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10]。因此，共同体的想象必然包含对成员（“我们”）与非成员（“他们”）的区分。西方作为一个政治与文化共同体，也需要一条清晰的外部边界来定义谁被排除在“我们”之外，以塑造内在的凝聚与认同。这种通过构造“他者”来定义“自我”的逻辑，在更长时段的文化层面，与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的批判形成了对照。萨义德认为，本质主义正是“西方”史学和民族志研究用以认知、表述乃至支配“东方”的一种核心“定义模式”。[11]
如果说欧洲的学术话语为“西方”提供了文明身份的谱系，那么美国的历史和制度实践则将某种特定的“西方”转化为一种具有全球行动力的政治项目。“西方”不再只是被描述、被想象的文明范畴，而是开始通过国家权力、制度输出与全球干预，被持续地生产和落实到世界秩序之中。自建国之初，美国对自身的理解就不是普通国家。清教徒的宗教想象将美国人塑造成被拣选的民族，肩负着在善恶斗争中拯救世界的使命。然而，这种使命感始终伴随着深刻的不安全感。[12]从欧洲到北美，再到向美洲西部边疆的每一次位移，都加深了美国对自身脆弱性的焦虑。正如戴维·坎贝尔指出，这种不安全感构成了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动力。[13]19世纪的安全焦虑推动了领土扩张，冷战时期的安全焦虑则催生了全球性的遏制政策。到19世纪末，随着国内边疆的基本关闭，美国开始将扩张的焦点转向全球。对外政策不再仅仅是保护既有身份的手段，而成为将美国身份投射到世界舞台的工具。[14]
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向中，美国的国家认同逐渐与全球干预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绑定，并为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并非简单恢复或延续既有国际体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民族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制度经验为模板加以重构。这一秩序通常被描述为“自由主义”的，其运行逻辑并不完全依赖赤裸裸的强制力量，而是通过制度化协商、规则整合与利益嵌入来实现权力的稳定化。正如丹尼尔·德德尼和G. 约翰·伊肯伯里强调的，“美国霸权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特征，因为它更倾向于协商、合作和整合，而非强制”[15]。依托二战后显著提升的综合国力，美国主导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核心国际机构。这些制度并非中立的治理工具，而是在设计之初就深度嵌入了特定的政治假设、经济理念与权力分配结构。通过将自身的制度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美国得以在相对低成本的条件下，将其领导地位制度化并长期化。
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并非依赖单一维度的优势，而是建立在相互支撑的三重结构之上。其一，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北约，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安全支柱；其二，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和美国的市场准入，是这一世界体系的经济支柱；其三，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等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则是理念支柱。[16]一些大国，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也心甘情愿地将部分主权让渡给战后国际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沦为“半主权”国家。[17]日本和德国保持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但受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限制约束，其行动必须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即服从美国的领导，而不能追求成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的霸权国家。[18]大多数美国的盟友，包括欧洲国家，也不得不接受美国在国际决策和规则制定中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部分主权。[19]
正是通过这三重结构，该体系为主要参与者提供了显著的程序性价值，包括相对透明的规则、进入美国市场与决策圈的准入机会、在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性、常态化的沟通渠道以及基于协商的共识建立机制。这些机制在相当长时期内，为这一国际秩序赋予了广泛的合法性，使其被视为一个即便由强国领导，但也兼顾了参与和规则的可预期系统。[20]然而，这一秩序的全球扩展并非仅依赖正式制度与物质权力的运作，其稳定化过程同样有赖于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知识结构。[21]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批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贸易政策专家与国际组织官员，逐步通过诠释问题、界定利益和制度化自身的影响力，成为推动国际政策协调与秩序形成的一支关键力量。[22]服务贸易的制度化正是这一知识权力运作的典型案例。由于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以及高度依赖国内规制等特征，长期以来被视为难以纳入国际贸易规则的领域。[23]在这一知识群体推动下，服务不再被理解为国家主权与国内治理的组成部分，而是被转化为具有可比较性和可谈判性的“贸易对象”。也正是在这一专家网络的推动下，服务贸易被系统性地纳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谈判议程，并最终促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形成。[24]在这一过程中，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和制度透明等原则，被表述为价值中立、技术性的政策工具，而非源自特定国家发展路径和权力结构的制度选择。这种去历史化的制度建构，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一种去历史化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将特定历史情境下形成的美国式政治经济经验，抽象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技术理性与最佳实践，从而掩盖了其深刻的历史偶然性与权力属性。
▍冷战期间苏联的“对象化”
这一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去历史化的知识权力结构，是在与一套明确而系统性的对立方案的长期对峙中逐渐成形的。冷战时期，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层面构成挑战，它并非简单地拒绝自由主义制度，而是围绕不同的历史叙事、发展路径与政治合法性原则，构建起一套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竞争的世界观与制度逻辑。针对这一强大的对手，“西方”的知识权力运作，不仅向这一竞争对手输送制度，也构建起对象化的“他者”身份。围绕战略武器与军备控制形成的认识共同体，展现了“西方”的知识网络在高度对抗性的政治环境中同样具备跨国扩散能力。
20世纪50~70年代，以美国为核心逐步形成了一批核战略理论家、军控专家和系统分析学派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者集中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兰德公司（RAND）等研究机构。[25]这一群体发展出一套关于核稳定、相互确保摧毁以及军控理性的分析框架，强调通过限制和管理核力量结构来降低战争风险。[26]与此同时，“西方”在构建自身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竞争对手——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集团，使得冷战从一开始就为战后西方想象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最清晰也最紧迫的“他者”。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曾试图弱化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叙事，转而强调南北问题和全球性议题。但由于这些风险难以被归因为单一、可识别的外部来源，卡特的外交战略反而削弱了维系战后美国身份的内外对立结构。在这一背景下，卡特政府的国际战略最终屈服于新保守主义，后者通过重新强调苏联这一外部威胁，重塑了冷战式的国家身份，从而压制国内社会与政治的不确定性。[28]由此，冷战话语的延续并非单纯源于外部威胁本身，而是与其在稳定国内秩序和身份认同中的功能密切相关。虽然从现实主义视角看，冷战并非一场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而是现代国际体系中权力政治逻辑在核时代的延续。摩根索强调，以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强权集团可能继续统治世界政治舞台，对这两大巨头而言，“似乎只剩下一项政策，即增加他们自己的实力以及他们盟国的实力”[29]。面对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共同的外部威胁，美国外交政策构建出了一套关于自身身份、价值与历史使命的稳定叙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被塑造为自由、理性和进步的代表，苏联则被反复再现为专制、扩张和非理性的他者。这种对立性的身份建构，使得美国外交政策不再只是应对外部挑战的工具，而成为维系和再生产国家身份的重要机制。
更重要的是，这一“自由世界”的叙事，为整合西方内部高度异质的历史经验、制度安排与社会矛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二战后，西方内部并非如主流所言那样和平。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在1980年的《灭绝主义笔记：文明的最后阶段》一文中指出，美苏核对抗催生出一个自我演进、脱离民主监督的军事官僚复合体，其内在逻辑不断推动世界向毁灭性冲突的边缘逼近。[30]在这一体系下，欧洲虽为主权国家集团，西欧却会在其人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两大阵营对峙的“祭品”。[31]然而，由于苏联这一强有力的他者的存在，这些丰富的多样性历史被高度压缩。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共同体的“西方”的存续，不仅高度依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三重结构对自我身份的捍卫，也高度依赖外部异质性他者的存在。
从机制上看，西方的共同身份建构依赖两个相互嵌套的对象化过程。其一，对自我的对象化，即通过设定一套看似普遍而中立的政治、经济与制度标准，界定谁属于“自由世界”，谁又被排除在外；其二，对非西方的对象化，即将他者本质化为持续性的威胁与否定性参照，从而不断强化内部团结与秩序正当性。这种双重对象化并非仅仅停留在话语或文化层面，而是通过自由主义国际制度、政策实践与知识体系的扩散，被结构性地固化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历史终结论”下的多样性分化
冷战的结束并未终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依赖的对抗性认知框架。相反，这一框架在后冷战时期以新的历史叙事和知识形式得以延续和重构。随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年前后相继崩溃，自由主义并未简单地进入一个“去对抗化”的时代，而是试图通过将自身确立为历史终点的方式，重新确证其制度与价值的普遍正当性。弗朗西斯·福山在为《国家利益》撰写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集中表达了这一胜利叙事的核心逻辑。他通过重新诠释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一种以自由理念为轴心的历史辩证法，认为一旦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轨道，其制度演进便会被逐步推向某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而自由民主也将成为自由理念得以最充分实现的最终形态。在这一框架中，西方自由主义秩序被赋予了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普遍价值与不可替代性，从而被表述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32]这一将自由主义历史偶然性转化为历史必然性的知识建构，很快在更广泛的公共与政策话语中获得呼应。1994年，《商业周刊》在题为《21世纪资本主义》的综述文章中，以近乎自满且缺乏反思的语调断言“资产阶级赢了”，并将这一胜利理解为自由市场与自由民主成为所有现代社会的普遍归宿。在这种叙事中，世界被划分为已经抵达历史终点的“民主和平区”与仍“深陷历史泥潭”的发展中国家，自由主义秩序的合法性由此被进一步自然化。[33]
即便在这种高度自信的“历史终结”话语中，苏联及其后继者也并未真正消失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阶段，而是继续以被建构的非西方他者，甚至以潜在敌对力量的形态，存在于西方的知识与政治想象之中。福山将苏联及二战时期的革命体制描述为一种比宗教战争更为“野蛮”的意识形态冲突，认为其危险不仅体现在资源与领土争夺上，更深入至社会整体的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34]在他看来，这类冲突是自由民主秩序持续面临的根本性威胁。即便在2014年重申其观点时，福山仍调俄罗斯试图恢复苏联解体后丧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35]在这一意义上，对于福山这类学者而言，苏联或俄罗斯从来不只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对手，而是一种本体论层面的对立存在。正是通过持续建构这一他者，自由主义秩序得以在后冷战时期维持其对抗性的自我理解。然而，这种通过叙事性对立来界定自我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塑造或改变他者的发展路径，反而容易固化对抗思维，遮蔽世界秩序中日益复杂的互动关系与相互依存结构。
在持续保留对外对抗性框架的同时，自由主义世界内部的制度差异则更多被重新界定为一种“可控的多样性”。二战以来的西方研究，围绕“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等议题的研究，已经指出在西方世界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霍尔与索斯凯斯在《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中提出了自由市场经济、协调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处于比较模糊位置的资本主义类型。自由市场经济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为代表，其核心逻辑依赖市场本身的协调机制，具体体现为股票融资的主导地位、短期化的雇佣关系、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相对弱势的工会组织。[36]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协调市场经济，德国、日本及北欧国家是主要代表。在这种经济类型下，经济活动倚重非市场协调机制，存在较为紧密的企业联盟、强有力的行业工会以及银行与企业间的长期关系纽带。协调市场经济的缺点在于无法依靠科技人员在企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技术转移；但长期融资渠道、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与完善的劳工保护，又能支撑渐进式创新模式。[37]在这类研究基础上，后续研究补充了亚洲的案例，强调欧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既有研究预设了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存在，难以解释亚洲国家存在的非自由化发展路径，但同时指出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过于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的积极作用，难以充分解释国家能力、政策执行效果等差异。[38]在此基础上，这类研究主张各国的资本主义形态，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嵌入社会的发展过程，亚洲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只能通过分析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来理解。
在福利国家研究领域，埃斯平-安德森通过“去商品化”这一核心概念，依据福利制度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及其所塑造的社会权利性质，划分出三种体制。[39]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以瑞典为典型，推行普遍享有的高水平福利，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再分配弱化个人对市场和家庭的依赖，并积极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40]保守主义模式盛行于德国、法国等欧陆国家，其福利体系建立在职业分化的基础之上，福利待遇与就业经历紧密挂钩，强调传统家庭角色，较大范围的社会力量仅在家庭无法提供有效保护时有限介入。[41]自由主义模式以美国、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代表，主要依赖私人保险和谈判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同时积极倡导市场化和个人责任，国家提供有限的公共保障。[42]从根本上说，这些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在反对一种高度趋同的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因此，这些讨论被相对确定地限定在由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所界定的框架之下。换言之，虽然它们反对某个特定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但并不反对由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证成的自由主义之普遍正当性本身。在接受这一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所谓的“多样性的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等议题分析，转而演化成西方世界治理模式内部的小修小补，或者“国家干预多一点还是市场化多一点”的内部争论。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文明多样性也在这些既定的条条框框之下变得对象化，失去了其解释的丰富性和制度的想象力。
更重要的是，这些小修小补的研究范式，并没有将更加广泛的全球性问题纳入在内。随着新自由主义在21世纪初接连遭遇金融危机、社会分化与政治反弹，其合法性基础开始明显动摇。[43]即便如斯蒂芬·沃尔特这类敏锐的学者，他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没能充分履行国际责任的质疑，也并非针对美国领导地位本身，而是指向自由主义霸权的能力限度。他认为，自由主义的过度扩张无法永久确保美国安全与优势，反而可能导致战略透支。沃尔特从现实主义出发，主张美国应减少对非核心利益的干预，以保持实力与聚焦重点。[44]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减少海外非核心利益干预的问题，这里的关键甚至并非自由主义基本理论的真伪，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文化权力运作中如何从表面上纳入、实则消解了不同文明的多元性，从而难以真正转化为包容性的世界秩序。当既有的自由主义合法性难以整合日益分散的世界，自由主义是否已经背离了民众，成为一种精英的自由主义，并逐渐成为一种分裂西方的力量呢？
▍特朗普主义与西方的加速分裂
在后冷战秩序持续失效的背景下，围绕“如何重新定义西方”，西方世界本身正在加速分裂为两种彼此竞争的政治想象。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正是其中一种方案的集中政治表达。特朗普主义试图重构“谁属于西方、谁属于美国”的身份政治工程。特朗普成功动员了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中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资源，系统性地将宗教、种族与文化保守价值观捆绑，重新定义谁是真正的美国人。[45]这一过程将美国身份的传统边界，从相对开放的公民民族主义，收缩为一个以白人、基督教信仰及保守主义为标准的群体。这种身份政治的收紧，排除了非白人、非基督徒、世俗自由派等庞大群体，从而在“谁属于美国”这一根本命题上制造出持久且尖锐的对立。[46]
这种保守主义倾向与右翼民粹的合流并非美国特有现象，而是西方社会内部广泛出现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近年来，在奥地利、法国、荷兰等国家竞选中都出现了极右翼政党；在瑞典与德国，极右翼反移民政党也相继取得选举突破；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异军突起，展现出民粹主义在本土语境中的强适应性。[47]在荷兰、法国、奥地利、瑞士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民族民粹主义不再仅仅强调民族国家身份，而是越来越多地受“伊斯兰威胁论”的推动，形成了一种通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来界定“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趋势。这一全球性的立场表明，民粹主义已在不同意识形态光谱中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结构性力量。
如果采取一种形式化路径定义民粹主义，不预先判断民粹主义者的具体意识形态内容，而是将其理解为一套可被不同政治力量所取用的话语与风格，则不难发现，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体现为：民粹主义政治始终声称自己代表“真正的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其运作依赖于一种双重对立的结构，既包括反对腐败、自私且脱离群众的“精英”的纵向对立，也包含反对威胁“人民”身份、安全或福祉的“外者”——包括移民、国际组织或特定宗教族群等——的横向对立。[48]这种双重对立的出现，不仅揭示出在民粹主义眼中，西方精英不仅在政治上脱离人民，而且在文化上也成了“无根的全球主义者”，不关心本民族和自己的文明生活方式。这种对立的思维直接体现在本文开头提到的特朗普和卡尼之间的争论中。
特朗普和卡尼并非分别代表“对”与“错”的西方，而是分别代表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解体之后，两种都尚未找到可持续出路的西方方案。特朗普所代表的“西方”观点和方案认为，美国过去虽然强大，但方向错了。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应该为谁强大？如何强大？在这一派“西方”看来，一个服务于全球精英却背叛本国人民的强大美国，不仅是无益的，更是需要纠正的。以卡尼为代表的另一个“西方”，同样揭露了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虚伪性。这套虚伪的体系说一套做一套，对自身和盟友网开一面，对敌人则毫不留情。这个“西方”的代表们仍试图挽救自由主义的某些核心原则，却无法说清如何在新的现实中实现这些价值观。这种西方内部针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分裂态度，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各国内部分裂，也将持续撕裂跨大西洋联盟。
▍结论：当“何谓西方”不再回答问题
当代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并非一个稳定的文明实体，也不是一个可在本体论层面清晰界定的文化共同体，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反复调用、重组的权力概念。二战以来，“西方”并未如自由主义叙事所宣称的那样持续体现为一个自洽、统一的价值整体，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压缩内部差异、对象化外部世界的方式，为特定的国际秩序提供认知框架、合法性基础与行动坐标。“西方”这一概念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权力运作将一种地方性历史经验转化为普遍尺度。随着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制度化与去政治化的推进，这一权力概念逐渐内化为规则、市场与治理技术本身，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放大其结构性优势。
然而，当这一运作方式在核心区域内部引发日益严重的分配失衡、社会撕裂与民主空洞化时，“西方”作为一种整合性叙事开始失去社会基础，转而成为加速西方内部分裂的因素。特朗普主义等形式的民粹政治的兴起，并非简单的“反西方”，而是对战后“西方”概念背后精英化、去民主化权力结构的反叛。因此，西方当前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如果“何谓西方”的讨论不仅无法回应全球层面的多重危机，反而成为问题本身的一部分，那么这一概念的智识吸引力与规范性权威将难以维系。
或许，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回归任何本质化的文明想象，而在于能否超越“西方”这一概念本身，转向一种能够正视差异、承认不平等并持续接受合法性检验的开放性秩序想象。在这个意义上，“何谓西方”不再是一个亟待重新定义的文明命题，而是一个关于权力如何被命名、如何演化却最终失效的过程。理解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把握二战以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生成与危机，也为在既有范式之外重新想象未来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注释
[1] Jean-Christophe Graz,“How Powerful are Transnational Elite Clubs? The Social Myth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8, No. 3, 2003, pp. 321~340.
[2] [4] [5]“Davos 2026: Special Address by Donald J Trump,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1, 2026.
[3]“Davos 2026: Special address by Mark Carney,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 2026.
[6] Michel Foucault,“What Is Critique?”in Sylvère Lotringer, ed., The Politics of Truth, Semiotext, 2007, p. 61.
[7] [8] [9] Maurice Olender,“From the Language of Adam to the Pluralism of Babel,”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 No. 2, 1997, pp. 51~59.
[1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1]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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