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重庆5月2日电 题：一名中国军医的维和时光 刘小红、贾淑宜 山城重庆，陆军军医大学校园，春意正浓。 讲台上，副教授王懿正在授课。此刻，台下一双双清澈的目光，都汇聚在这位戴着黑框眼镜、身形清瘦的上校军官身上。 这些年轻学子并不知道，他们的老师——眼前这位文质彬彬、儒雅谦和的军医，曾两次远赴非洲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一线。 繁花绽满枝头，暖风温柔拂面，王懿望向窗外盎然春色。每到春天来临，他总会想起万里之外非洲战火之中的那些孩子，想起他们纯真的笑脸。 2019年，陆军军医大学王懿副教授作为联马团东部战区医疗官，与加拿大空中医疗队联合救援伤员 “今天，我知道了什么叫战场” 2019年2月14日，是王懿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远赴非洲，抵达马里任务区，正式履职联合国马里特派团东部战区军事医疗官。 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宛若一条笔直平缓的长线：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步一个脚印，毕业后留校从教，始终波澜不惊。全军首次从基层选拔维和参谋军官的消息传来。王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选。 “为什么想去维和？”面试官问。 “我想做的研究，跟作战有关，能真正帮到部队官兵。” “去马里吧，那里是最危险的地方。” “马里？” 他只知道那个国家在非洲，只知道联合国在那里有个任务区，其余几乎一无所知。至于“最危险”意味着什么，他没有概念。 当年7月22日王懿的维和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今天，我知道了什么叫战场。今天，我明白了什么叫责任。” 那一天发生的一切，他历历在目—— 清晨八点，王懿刚走进办公室，尚未落座。 毫无征兆，一声巨响。所有的玻璃，瞬间炸开。碎片像暴雨一样横扫过来，有一片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钉进了身后的墙壁。 随即，警报声响彻整个营区。 王懿跟着人群冲出办公室，钻进掩体。 这不是演习。 掩体里很黑，很闷，空气里有铁锈和尘土的味道。两分钟后，对讲机响了：“医疗官，立刻到指挥所报到。” 情况不明，离开掩体意味着有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他没有丝毫犹豫，拔腿就冲了出去。他是当天第一个抵达指挥所的人。 监控画面里，某外军的营区大门被炸开一个巨大的豁口。几辆重型装甲车被掀翻在地，扭曲成一堆废铁。 后来，他才知道，那枚炸弹有100公斤重，而爆炸的地方距离他只有1000米。 “马里是全世界最危险的维和任务区之一。”这句话，他在出发前听过，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听懂。 深吸一口气，一条条指令从他口中下达：“搜救组，出发。” “检伤分类，现场执行。” “后送通道，清空。” …… 救援工作高速运转，直至深夜。营区恢复了平静，唯有探照灯的光束在夜色里来回扫动。 夜深人静，王懿独自坐在掩体旁，靠着石块缓缓坐下，劫后余生的悸动涌上心头。 非洲的夜空，星河密布，星光澄澈明亮，如同碎钻洒落黑绒天幕，仿佛伸手便可触碰。褪去战火喧嚣，远离风雨突袭，这片土地安静得格外动人，也让他第一次真切体悟到，和平有多珍贵。 远处，沙漠尽头有微弱的灯火，那是当地部落聚居的方向。他拿出手机，翻出熟记于心的家人号码，删除、输入、删除……最终，他还是默默按灭了手机屏幕。 马里的危险，远不止这一次爆炸。 因为当地无配套机场，海运送来的物资需要由陆路送往北部战区，路途遥远且险象环生。一次，一支车队向梅拉卡地区运送物资途中不幸触雷。 一名年仅18岁身负重伤的外籍维和士兵被紧急送往医疗点时，已是面目全非。王懿站在那里，久久没有出声。 亲历战火，王懿经历了太多生死离别。一个曾经在海外上过他课的学员，再见面时已经失去一条腿；还有的人，初见便成永别。 执行维和任务期间，王懿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制订训练计划、监督实战演练、梳理工作流程、进行战场救援……他常说“忙得连想家的时间都没有”。但那个年轻外籍士兵的离世，让他一度格外牵挂远方的父母和妻子。 一晚，结束一天的忙碌后，他行走在营区松软的红土之上，沙漠晚风裹挟着干燥苍凉的气息扑面而来。 此时的他，格外想念家乡重庆，想念山城温润潮湿的空气，想念连绵的细雨，想念凌晨街头升腾的人间烟火，想念嘉陵江畔的万家灯火，想念家门前横跨长江的大桥夜色…… 思念藏在心里，使命扛在肩上。18个月的马里维和任务中，王懿被联合国马里特派团授予总司令嘉奖，两次获得“杰出”业绩评价。由于对所在任务区的新冠疫情管控得力，王懿还获得联合国秘书长驻马里特派团特别代表的表彰。 2020年，陆军军医大学王懿副教授在夜间组织指挥伤员救援 “我们在同一个地球，但不是在同一个世界” 2022年，王懿再次主动请缨，奔赴阿卜耶伊执行维和任务。 身边人多有不解：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非要去战火纷飞的地方。有人劝他：去过一次就够了。 “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他没有动摇。 这一次，他的战场是阿卜耶伊。他是我国首批派驻那里的参谋军官之一。 阿卜耶伊的艰苦和危险，远超他的预想。 营房外的土路，是与危险不期而遇的通道：几乎每天出门都能碰到蛇，有的盘在石头边，有的横在路中间；蝎子趴在墙缝里；半米长的蜥蜴旁若无人地从你脚边爬过。 净化器中流出的生活用水泛着淡绿的颜色——藻类长进了净化器里，反复清理也无济于事。刷牙的时候，一股腥味直冲脑门。 对此，他调侃道：“在阿卜耶伊，活着就挺好”。 他把所有的艰苦都写进维和日记，却对远方的家人只字未提。 不久，王懿感到身体不适。身体乏力、肌肉酸疼、低烧不退……持续多日的相同症状，让王懿心头一沉——自己大概率感染了疟疾。 在此之前，疟疾对他而言，只是医学名词。当确诊为恶性疟的那一刻，一向沉稳的他，也难免有些紧张。 他按时服药，病情渐渐好转。两个月后，二次感染猝不及防地袭来，他只能再次咬牙服药，与病魔抗争。 医学上，二次疟疾死亡率极高，疟原虫极易产生耐药性，且首次感染后，虫体便会终身寄生在肝脏里，如同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身体的痛苦、精神的煎熬，他独自扛下，从未向国内的家人、同事吐露。 提起这段经历，王懿只是轻描淡写：“肝脏里的疟原虫，就当是维和勋章吧。” 谈笑风生间，是军人的从容，是医者的豁达。 一天下午，他和同事驱车去诊察一名狂犬病发作的病人。 一眼望不到头红土路上，两旁是干枯的灌木丛，几只秃鹫在低空盘旋，透着压抑的死寂。 行至半路，天色骤变，暴雨倾盆而下，装甲车的车轮深深陷进泥里。 手机没信号。车载电台也联系不上总部。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油料告急、电量不足，四周荒无人烟。 只有等。 终于，后视镜里忽然出现一辆三轮车的身影。王懿顶着瓢泼大雨下车，拦住了这个当地人。他手写求救信，绘制详细路线图，反复叮嘱对方将纸条送到最近的维和部队军营。 一个多小时后，救援队伍终于赶到。同事劝他：“太危险了，我们回去吧。” 王懿眼神坚定：“不，继续开。前面那个病人，我必须去看看。” 他亲眼见到了那个病人。病人被隔离在一间屋子里，狂躁不安。当地的医疗条件几乎为零。没有疫苗，没有免疫球蛋白，连最基本的护理都没有。 返程路上，他一路沉默，一路思考后面该怎么办。 深夜，他处理完最后一份报告后，打开手机备忘录，一字一句写下：“我们在同一个地球，但不是在同一个世界。” 此后，他专门在中国分队开展狂犬病防治专项培训，反复叮嘱战友：“这种病一旦病发很危险，必须提前做好防护，备好相关药品。” 2024年2月1日，是他即将回国的日子。他久违地发了一条朋友圈：“Time to say goodbye。” 是时候说再见了，在阿卜耶伊下午六点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 14个月的阿卜耶伊维和时光，王懿高质量完成卫勤统筹、医疗协同、资源调配等各项工作任务，任务结束时他再次获得“杰出”业绩评价，成为该任务区唯一获此评价的中国参谋军官。 “为了那些不能到场的人” 2026年1月，纽约，联合国总部。 前一天，经历长途飞行，王懿只睡了3个小时。当他站上主持席时，便立刻切换了状态。 台下，坐着37个国家的维和代表。一张张面孔背后是各国复杂的利益博弈。此刻，他的身份，是联合国维和分队自携装备工作组会议医疗保障组主席。王懿说，自己要做的是让国际规则更贴近维和一线的真实需求，让规则本身就能拯救更多生命。 开场沉稳流畅，丝毫看不出这是他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主持会议。这份从容，源于数月的精心筹备。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会议议题他早已烂熟于心，他还逐个推演过谈判细节，预想过各国代表的质询方向。 尽管如此，第一天，议题仍然搁浅了。 当晚，王懿独自留在酒店房间。 他闭上眼，脑海里像放电影一般，逐帧复盘白天会场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交锋。他深知，会场上的博弈，远比战地的险情更考验心智。 真正的硬仗，从第二天开始。 王懿坐在主席台中央，神色笃定。面对各国代表激烈争辩、尖锐逼问，他始终语速平稳，把控着会议节奏。 最后，他提出了方案。各国代表纷纷举手，提案通过。 整个会议期间，他主持了十几场辩论，推动了11项提案达成共识。这些提案不久后将化作实实在在的物资，跨越山海，送往阿卜耶伊、南苏丹、刚果（金）…… 送到那些在战火中坚守、在险境中逆行的维和军人手中。 王懿说，自己做这一切，说到底是——“为了那些不能到场的人”。 联合国发来了感谢信，称赞王懿“秉持专业精神，在促成共识以及引领医疗工作小组取得实际成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纽约飞重庆，十五个小时的航程，王懿没有合眼，伏案书写授课教案。 舷窗外，云层之上，朝阳喷薄而出，金光洒满天际。 他想起第二次维和任务结束时，那条简短的朋友圈：Time to say goodbye。 他告别了马里的黄沙，告别了阿卜耶伊的红土，告别了纽约的灯火。 但有些刻入骨髓的信念，他从未告别。 那便是：只要军装在身，使命在肩，他便时刻准备着，再次出征。 回国后，王懿的科研、教学工作步履不停：研发药物筛选全流程虚拟仿真系统，开发基于AI技术的疟疾快速诊断软件，就“大规模作战行动批量伤员救治与后送体系”进行理论研究…… 王懿说，不论身在何处，作为军人的初心永远不变。 陆军军医大学王懿副教授为学员授课